几年后，迫于生活压力，崔氏将十六七岁的武训送到了馆陶县的姨夫家做长工。这位姨夫属于富农家庭，并且为当地捐款培养了一名贡生（即秀才）。在姨夫家，武训做了两年长工，主要负责养猪和照料果园。那时山东的经济情况非常差，武训的工作很辛苦，工资仅仅够糊口。
然而，天灾接连袭来，富农家庭的经济也受到影响，无法再养活武训。于是，武训开始四处游荡，在周边县市寻找工作。由于山东是人口大省，劳动市场竞争激烈，武训很难找到一份工作。为了生存，他最终加入了流浪乞讨的行列，靠乞讨为生。
在古代，乞丐被视为社会最低等的人，与妓女、戏子等社会边缘人处于同一层次。家族和亲友因此与武训断绝来往，甚至不允许他死后葬入祖坟。尽管如此，武训为了生存，依旧无奈地四处乞讨。
在长期的流浪生活中，武训渐渐意识到，底层民众无法出头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文化。他发现，在清朝的中国，农民普遍愚昧无知，识字率极低。没有文化的农民只能做简单的体力劳动，生活困苦，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即使是稍微轻松一些的工作，比如店铺伙计，也要求能够掌握几百个汉字，然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乡下农民非常稀少。
武训认为，如果一个人有了文化，学会了更复杂的技能，就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，不会轻易被有钱人欺骗。从那时起，他下定决心，要为贫苦人家的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，希望能改变下一代的命运。
21岁时，武训开始了他一生的使命：筹集乞讨所得资金创办义学。他发誓自己一辈子不结婚不生子，将所有的钱财都用来办免费的学校，即“义学”。在清朝，读书是需要付费的，只有中农以上的家庭才能承担得起学费。武训希望贫苦家庭的孩子能够无偿接受教育，从而有机会改变命运。
为了办学，武训历尽艰辛，乞讨的足迹遍及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等地。他为自己设计了特别的形象来吸引目光：一边剃光头发，另一边留着一撮头发，甚至表演一些奇特的节目，如“大项”或“蝎子爬”，以此引起人们的关注，从而募得办学的资金。
武训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，用乞讨来的资金购买了230亩田地，并用这些土地的收益来维持学校的运转。此外，他还捐出了3800吊钱来开办了崇贤义塾。他不仅在学校内担任教师，还不断走访贫困家庭，请求他们允许孩子上学。
在武训的努力下，义学慢慢发展起来，最初招收了50多名学生，学费全部由义学田支付。每年开学的第一天，武训都会先拜老师，再拜学生，表达对教育的尊重和敬意。这一传统延续了多年。
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武训继续用剩余的积蓄，新建了两所义学。1896年，武训在临清的御史巷义塾内去世，享年58岁。葬礼上，来自堂邑、馆陶和临清的官绅群众共计万人以上参与送别。武训一生未娶妻子，生活极为节俭，所有的钱财都用来支持教育事业。
武训的行为引起了许多官员和乡绅的支持。山东巡抚张曜免除了学田的税负，并捐赠了200两银洋。光绪皇帝还封他为“义学学正”，并奖励他穿上了黄袍，赠送了一块“乐善好施”的牌坊。武训的事迹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，许多教育家视他为榜样。陶行知曾赞扬他：“朝朝暮暮，快快乐乐。一生到老，四处奔波。为了苦孩，甘为骆驼。与人有益，牛马也做。”
在台湾，曾有一位名叫王贯英的老人，以回收资源、拾荒等方式资助教育事业，被誉为“现代武训”。台中市的“武训中学”便是以武训为名创建的。
然而，武训在中国大陆的结局却并不美好。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武训的墓地被红卫兵砸毁，遗体被挖出并游街示众，最终焚毁。
今天，武训的事迹仍然感动着无数人，他一生为了教育奉献，身体力行地践行了“为教育、为贫困孩子争取机会”的信念。
至于今天的教育情况，发达国家早已普及高等教育，而在中国，虽然教育事业有了很大进展，但依然面临着许多挑战。尽管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，但与发达国家相比，差距依然很大。中国的文盲率、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以及整体教育质量，仍是亟待改进的领域。
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